索尔仁尼琴一生跌宕起伏,因对斯大林的不敬而劳改8年,因处女作获赫鲁晓夫亲自批示发表而声名鹊起,又因诺贝尔文学奖而流亡国外20年,晚年回国后还因对叶利钦的批判和对普京的赞誉而饱受非议,无论被推崇还是被鞭笞,他永远只为“正义”说话,挥舞着“战笔”,为国家的前途开出“良方”。
齐白石55岁定居京华时,门庭萧瑟,煮画而不能疗饥。后来学吴昌硕,开辟了大写意画派新领域。他是金石大家,自称“三百石印富翁”。白石制印,从清代丁、黄入手,兼容碑的奇伟沉着和秦汉“一任自然”的精神。白石的刀法里也有从“无用之劳”练就的“有用”。他当过几十年木匠,雕龙凤大床练就非凡腕力,使得其运之金石痛快淋漓。曾有人说白石的印有“木匠气”,白石制一印:“鲁班门下”。由雕花木匠到金石名家,如同凿岩而得清泉,他们把不通之路打通,不仅耐心,还有才智。但最为幸运的是,是他们从无用中看到了有用。有时,无用和有用甚至是一回事。
面向苍生背对文坛。莫言曾说:“背对文坛是我对自己精神上的一种提醒。不要被这些文坛上的名和利控制了自己、左右了自己。应该知道作家最神圣的东西是什么?作家应该追求的是什么?这是对自己的一个提醒,并不代表一种行为。”。也许正是背对文坛的“莫言姿态”,让他获得了更多的时间和更自由的空间沉浸到自己的文学世界中去。
严复的担忧
1912年严复担任北大校长之职,此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,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,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。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“国种特性”,他认为会“如鱼之离水而处空,如蹩跛者之挟拐
以行,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,此谓之失其本性”,而“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”。出于这样一种对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忧虑,严复曾经试图将北京大学的文科与经学合二为一,完全用来治旧学,“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,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