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人孙樵写过一篇《书何易于》的文章。说的是:四川有一太守,喜游山玩水。一日,他泛舟宜昌县时,因船大水小,屡屡搁浅,便令县里派农夫拉纤。无意间,这太守发现纤夫中有一白面书生,就问是何人,那人答道:“下官是宜昌县令何易于,因春耕时节,农夫忙甚,抽人不易,故下官也来充一名纤夫。”太守听了,羞愧难当。何易于平日勤政爱民,穷苦百姓无钱办丧事,他拿奉银赠与;见到老弱病残等来官仓完粮,每每邀之进餐;自己的随从,不过两三人。因此,三年内把宜昌治理得“狱无系民,民不知役”。
孙樵在《书何易于》中说,何虽“不得志与生时,必将传名于死后。”果然,《新唐书》把他作为廉吏为之立了传。
公元前496年,焦急的子贡四下询问走失了的老师孔丘,这时候有一个郑国人对他说:“东门口有一个人,他的额头像唐尧,他的脖子像皋陶,他的肩膀像子产,可是从腰以下比夏禹差三寸,瘦弱疲惫的样子好似丧家之犬。”子贡找到孔子后把这话告诉他。孔子笑着说:“他说的形状,那倒未必。但说我像丧家之犬,是啊!是啊!”这就是孔子,一个浑身上下充满幽默细胞的老头儿,全然不是千百年来端坐在画像中,端坐在中国人意识深处的“大成至圣先师”的形象。在孔子眼里,要想真正不朽,不在于权力,而在于文化与教育。所以后来儒家称誉孔子为“素王”。没有土地、没有人民,只要文化存在,他的王位就永远存在。
鲍勃·胡佛是个有名的试飞驾驶员,时常表演空中特技。一次,他从圣地亚哥表演完后,准备飞回洛杉矶。在300英尺的高空,两个引擎同时出现故障。幸亏他反应灵敏,控制得当,飞机才得以降落。虽然无人伤亡,飞机却已面目全非。胡佛在紧急降落之后,第一件事就是检查飞机用油。正如所料,那架螺旋桨飞机装的是喷射机用油。
回到机场,胡佛要求见那位负责保养的机械工。年轻的机械工早已为自己犯下的错误痛苦不堪,一见到胡佛眼泪便沿着面颊流下。他不但毁了一架昂贵的飞机,甚至差点儿造成三个人死亡。飞行员显然应该对不慎的修护工大发雷霆,痛责他一番。但是出人意料的是,胡佛并没有责备那个机械工,只是伸出手臂揽住工人的肩膀说:“为了证明你不会再犯错,我要你明天帮我修护我的F-51飞机。”
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,美国陆军反间谍队的高级官员伯尼·费德曼,在一次战地值勤中不幸被德国军虏获,鉴于费德曼的特殊身份为了从他嘴里掏出所需要的情报,德国审讯员施出了种种手段:严刑拷打,心理压力,耍弄诡计,给以厚遇。然均未奏效,以至于德国审讯员无奈地道:费德曼大概愿意我们折腾他,这样给他机会成为英雄。但这位铁打硬汉,最终却被出卖了——出卖他的人不是别人,正是他自己的弱点,
原来德国人后来把他送入德国一所培养领导间谍的干部学校去,并让他每人陪同一个教官上课。这位教官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,每次讲给学员的东西大都是错误的。起初,费德曼极力忍耐,冷笑置之。有一天他实人忍无可忍,便情不自禁地批驳了德国人一通,并谈了美英机关一些工作的内幕,还向德同人提了一些应该怎样搞清通讯网的建议。自然,这些正是德国人希望知道的。
费德曼的悲剧,在于他不容亵渎的职业神圣感和其强烈的敬业精神。德国人正是利用了这一点,将欲取之,乃先诱之,刺激得他“一时技痒”,在维护他的职业尊严中落入对方的圈套。